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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发展过程

发布时间: 2021-02-25 15:38:46

❶ 两宋理学的形成及发展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 的圣人事业。

❷ 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

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右理学都显得有几分落寂,鲜有开山宗师。自宋至明,除了宋代杨万里、元代吴澄、明代吴与弼等人之外,有创见的并不多。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在抚州的南丰县、赣州的宁都县、九江的星子县三地,竟然崛起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江右学者方阵。三地学人各有所长,思想相互碰撞,精彩纷呈。其中,谢文洊的“程山学派”以东西方文化交融后逐渐形成的独到创见,成为江右理学中的一抹亮色。
从专心应举到潜心学禅,再从心学转向理学,历经学术三变之后,谢文洊创造了“畏天命”学说,由此奠定其江右理学一派宗师的地位
谢文洊,字秋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生于南丰县城西的一座普通民居。少年时期的谢文洊并没有显露出太多的天赋,唯一能够为他日后的成就做铺垫的细节,就是一次在舅父家借宿时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晚年的论著,几天几夜细读精研。
相比平淡的少年时光,谢文洊的学术经历却着实有几分周折,甚至跌宕起伏。
明崇祯十年(1637年),谢文洊的父亲谢天锡为了能够让几个儿子考取功名,特意在相邻的广昌县香山找了一处安静所在,盖起房舍,供他们研习应举学业。可惜,谢文洊辜负了父亲的苦心。两年后,他应试乡举未中,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之后,谢文洊重新研习备考,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到了香山一座寺院,开启为期五年的“禅意人生”。
清顺治二年(1645年),谢文洊受到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王文公集》、王畿《龙溪集》两本著作影响,开始研究心学,并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前后皆备于今”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清顺治六年(1649年),应友人之邀,谢文洊前往新城(今天的黎川)参加学术辩论。其间,受友人王圣瑞影响,读到另一位理学大家罗钦顺的《困知记》后,突然开悟,转而全心投身理学研究。
几年后,谢文洊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丰县城西老家,建立“程山学舍”对外讲学。由此,世间多了一位“程山先生”。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43岁的谢文洊对于古今中外的“天命”之说进行了重释。在收录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谢程山集十八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凡人心慑殚处,必有所著。如小儿怕严师,这怕是著在师身上;如吏胥怕官长,这怕是著在官长身上;临深渊履薄冰,这怕是著在冰渊上。此独知之地,非严师、非官长、非冰渊,如何不恣?须要知此一念灵明,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陨越此天命。所以夫子说‘畏天命’,便是畏此独知也。”
从史料可知,谢文洊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经世为要,其理学思想广为传播,在当时的江右理学影响深远。同乡士子、友人甘京、黄熙、封睿、曾日都、危龙光、汤其仁等均拜谢文洊为师,时号“程山六子”。甚至其祖父辈的谢退思、老辈名士李淑旦、大司马汤来贺都视谢文洊为师。即便在谢文洊坚辞之后,还将儿子送至谢文洊门下求学。以至于当时的南丰县令张黼鉴感慨道:“但得见秋水先生幸耳。”
由举业转为好禅,由好禅转为心学,由心学转向理学。十余年间,谢文洊的学术生涯历经三变,最终创新构筑了“畏天命”学说。并借助以“畏天命”的思想根基,聚集众多理学学者形成的“程山学派”,俨然成为“江右理学之宗”。
与一位天主教徒的数度论辩,谢文洊在东西方信仰的异同交锋之间,找到了文化融合的节点,“程山之学”成为江右理学的代表思想
“畏天命”语出孔子《论语·季氏》,后代儒学诠释甚多。但谢文洊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却隐含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成分,从而使其对“畏天命”的重释成为一种思想创新。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机?
国内从事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研究的权威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耘华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一位影响谢文洊理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天主教徒刘凝。并据此揭开了一段谢文洊与刘凝之间东西方文化交锋与融汇的往事。
明清间以传教士为主要介质的中外文化互动大约持续了250年。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拓宽了中西文化各自的视域,并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了思想与知识的重构,泽及后世,影响深远。而刘凝就是这样的介质。刘凝,南丰人,清初有名的天主教徒,曾任崇义县训导。著述丰赡,其中《说文解字韵原》被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还能查到其参与编撰的《南丰县志》(《民国南丰县志》)。
在谢文洊所著的《日录三卷》以及后人编撰的《谢程山年谱》中,都能找到谢文洊与刘凝多次辩论西学的内容。《日录》记载了他们之间围绕“上帝属性”的争论。谢文洊认同刘凝借给他阅读的耶稣会士庞迪我所著《七克》一书观点,认同“上帝”(天命)的存在,认同道德践履离不开“他者”的监督。同时,却又坚决否定“上帝降生”等“启示真理”。
刘凝告诉谢文洊,在马厩降生的耶稣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化,以言行为万世典范,为了救赎万民而主动献身,用以引导人性中天赋之善而敬仰上帝。倘若不明了耶稣亲临人世的教诲与救赎,则“其道无由”。谢文洊则认为,西方人以“上帝”为“肉身之人(耶稣)”,“名为尊上帝,其实是亵侮上帝”。他与当时多数中国儒士的态度一样,不相信降生在马槽、身份卑微、且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会是天地万物之创造者和主宰者!
所以,谢文洊驳回刘凝,这不是尊崇上帝,而是亵侮上帝。在他的理解中,上帝是有赏罚权能的“上天”。得罪“上天”,必有灾祸的后果。因此对“上天”才必须“敬畏”;相信这样的“上天”,“畏”“怕”的行为才能产生实效并促成精神的纯化和人格的提升。这也是他异于以往性理之学的创新点。
刘耘华教授认为,谢文洊确立“畏天命”为学术宗旨,明显受到天主教的反向推动。正是在不断的认识交锋过程中,谢文洊所代表的东方儒家文化与刘凝的西方文化逐渐形成思想交融,并为程山之学注入了某种独特的内涵与表现方式:在以“中学”为体的名目之下,接纳一些“西学”的“工夫”之“用”,却又否认此“用”之来源。最终形成“程山之学”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次程山论学成就了江西三山学派,但在谢文洊传播过理学思想的故乡南丰,所有的历史留痕都已随风散去,竟然找不到任何踪迹
不仅是与西学的交流,谢文洊创立的“程山学派”和同一时期声名鹊起的江右两个文化团体宁都的“易堂学派”和星子的“髻山学派”来往甚密,其推行的“畏天命”学说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他在《宁都魏季子五十一序》中称自己与以魏禧为代表的“易堂九子”交往“为兄弟交三十余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还专程前往翠微峰拜访。
康熙乙巳年(1665年)农历四月初九,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当天,“髻山学派”核心人物宋之盛专程来到南丰与谢文洊会面,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人书信论学10年的神交梦,还促成了一段江右学术史上堪称巅峰的交流往事。
经宋之盛邀约,正在新城讲学的魏禧、彭任也赶往南丰。于是,有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在谢文洊的《乙巳会语》、魏禧的《复谢约斋书》及宋之盛的《程山问答》中都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录。由此,以谢文洊的理学、魏禧的经术文章、宋之盛的气节共同构成的清初“江西三山学派”正式成型,并以学术方阵的形式,成为中国清初学术史上一道耀眼的光环。
这次聚会,自初九至二十五日,历时17天。其间,谢文洊、魏禧、宋之盛在程山学舍大举讲会,广论程朱理学,听者甚众。史料记载:“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之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宋之盛亦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 依依惜别之际,大家约定择年再聚首。
没想到的是,宋之盛返回星子3年后就去世了。自此,“江西三山”程山论学成为绝响。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谢文洊在南丰逝世,享年66岁。
谢文洊深受客观唯心主义影响,认为治学、创作都要替天行道,必须诚心诚意。在文论上,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为人正直,认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矣。学者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明学遗书》56卷、《谢程山文集》18卷均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令人遗憾的是,在谢文洊倾其一生传播理学文化的故乡南丰,已经找不到任何关于谢文洊的痕迹。无论是谢文洊故居、程山学舍所在地等旧址,还是关于谢文洊以及“程山学派”的所有史料,在南丰县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知之甚少。
幸好,历史不会失忆。

❸ 程朱理学的历史发展

宋代发源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後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细分来讲,陆王与理学有所差异万不可混为一谈。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後,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理学初起於北宋、盛极於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後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融入了些老佛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何子渊……等。
后世有些人认为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然而宋朝时期正是北方强邻压境耻辱肆虐之时,社会混乱,道德贞操价值观念等都被摒弃淡忘,故有针对性的提出,而后世之人往往对此断章取义,不由可叹。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後,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後世儒生必读。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歪曲
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
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晚清实况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❹ 物理学的发展史

历史我不认为有太大用处,其实物理学发展史很简单。人类开始思考了,明白了一些版最简单的物理知识,权然后产生了其他疑问,然后再用现有的知识再次发现其他知识,然后后来很久发现有了一些错误,然后改正,然后再错在改正,直到今天。

❺ 宋代理学的发展概况及特点

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

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则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成者。

二程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

在世界观上,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个方面构成,理先气后,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

(5)理学发展过程扩展阅读:

“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这几句话说明,“理学”(道学)的作用,在宋代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甚至还受到压制。但它在当时的作用,仍不可轻视。

儒家学说,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其地位一落千丈,历经五代,每况愈下。到宋代,经众多学人,特别是理学家们的巨大努力,方才得以重新振兴。可以说,这是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真正回归与变新。

理学在宋代官方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显赫。相反,却是受到压制打击的情况居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占据主导的进程。

宋初“三先生”中,孙复、胡瑗皆为布衣,石介又因个人性格、政治见解与权贵不和而受到压抑,所幸他们都以奉儒讲学为业,而且都曾任教于太学,这对于振兴儒学、端正世风大有裨益。

尤其是胡瑗在为学校建章立制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关于胡瑗的贡献,他的学生刘彝曾就“胡瑗文章与王安石孰优”的提问,回答过神宗皇帝:胡瑗以道徳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

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至此,理学由北宋周、程以来事实上的社会主导学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哲学。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此后再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

❻ 理学的发展历程

五代至北宋是鼓舞期,当时帝王大力崇佛,世俗则道德败坏,思想混乱,乱世之际的文人则希望恢复儒家思想,故有文以载道,文起八代之衰之说。主要的代表者是周敦颐,提出儒家思想以道德为核心。虽排斥佛道的行为,但也吸取佛家道家思想(本体论,天道观),吸收道的宇宙生成模式,以儒家为骨干,采用佛道。用易传(哲学思想丰富,分十部份,是为十翼)作为思想的转变,也用子思传下来的中庸,渗杂佛道,创造新潮流。
北宋熙宁前后,宋国衰弱,有识之士,纷纷出来改革、献策略,其中主要的思想家有二程、张载、王安石、二苏(轼、洵),以二程、张载为代表的主要是讲求天人合一、理气相应、心理合一,发扬仁爱之说。
南宋时期为理学集大成阶段,更多正统派集合北宋理学,特别是:朱熹集中二程子之大成,力主性即理;陆九渊则力排程伊川之说,主张心即理。他们都注重对自现现象,社会现象的观察,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取孟子之存天理,去人欲,作为修心养性的修养工夫。结合自然、社会、人生(人性),整合为一思想架构。
到了明清,理学瓦解便分化,王阳明谓心即理,人人学为圣,但后人未必知;受佛教影响,以明心见性代替修己治人的方法。到清,社会正陷于天崩地解之时,明朝汉人不欲满清人统治,农民起义大兴风波,有志之士陷于此境,只能沉思反省,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起而总结明清之际的学者多认为理学不够实学,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排斥理气之说。而后清以文字狱等形式拑制思想,推崇八股。

❼ 简述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宋明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经过一些儒家学者的发展形成的,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儒学分支.最初阶段是“二程理学”的出现以及他们关于天理的阐述;接着是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儒家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句“存天理,灭人欲.”而与“程朱理学”相伴而生的即是“陆王心学”,陆即是陆九渊,王即是王阳明,他们所提倡的是从人的内心人的内在出发探寻人的发展,“致良知”是其思想核心.

❽ 朱熹是怎样发展理学的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24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朱熹18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

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做官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朱熹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说被定为“伪学”,遭到禁止。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元代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朱学被列为儒学正宗,在思想界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局面。朱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❾ 理学的发展历史

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由于这个特殊的性质,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理学为“宋明理学” 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为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时改换了先秦元典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颓废,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以讲格物穷理。至宋室南渡,儒学为三系:程明道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伊川开朱子之学,陆象山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湖湘之学受朱子贬压,一传而衰,故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而元明之时,朱学且进居正统之位。及明中叶,王阳明承陆象山而盛唱心学,创立致良知教,王学遂遍天下。至明末刘蕺山,则又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宋、明六百年之学术,亦到此结穴,而完成了发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开显的“生命的学问”。一、由主观面的纵的实践,要求与天道,天德合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质”的统一高明;二、由客观面的横的实践,要求与天下民物通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两面合起来,人之高贵庄严和充实饱满,即可获得真实之完成。 宋明儒学,似乎又可归结为本体与工夫两大问题。其中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是属于“本体”的问题。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则是属于“工夫”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宋明儒者最大的贡献,是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讲仁,孟子讲心性,中庸易传议天道诚体,都蕴含着,而且显发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大义,这是一种极其平正,而又极其高明的形上智慧。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 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虽然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在实际的行动上却没有办法改进儒家的这种现状。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三)融合佛老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融合佛老的特点。宋明理学的融合佛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借鉴吸收佛道二教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建构儒家的哲学理论基础;其二是借鉴佛老传法的法统,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家的“道统”;其三则是把佛老的禁欲主义说教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论主张。后者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消极的层面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理学集中批判的焦点所在。 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对佛老都进行了批判,但佛教在当时对儒家学者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道教,故儒家理论斗争的重点也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同时理学在这场批判吸收外来文化而捍卫本土儒家价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最终引出的结果却是耐人寻味的:他们批判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使佛教才真正地成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部分。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背景: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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