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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群体社会学

发布时间: 2021-02-23 14:37:58

社会学是什么

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

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agency)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下。

社会学在研究题材上或研究法则上均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传统研究对象包括了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等,而采取的模式则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由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社会结构、个体机构的影响下塑造而成,所以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学进一步扩大其研究重点至其他相关科目,例如医疗、军事或刑事制度、互联网等,甚至是例如科学知识发展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一类的课题。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方法(social scientific methods)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20世纪中叶以来多样化的语言、文化转变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具诠释性、哲学性的社会研究模式。

(1)边缘群体社会学扩展阅读:

学科性质:

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些问题从孔德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一些社会学家把该类问题看作是使社会学界发生分裂的最根本的问题,看作是西方社会学争论的三类理论问题之一。

孔德不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是科学之首,是“科学的皇后”。孔德把社会学看作是“社会物理学”,表明他认为建立一门“社会的自然科学”是完全可能的。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科学性,就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美国社会学家J.H.特纳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持这种统一科学观的学者认为,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在社会研究中从经验事实出发,一切理论、命题和概念必须能经受事实的检验,而研究过程中则须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使社会学日臻成熟、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科学。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被认为是当然的,即使还未达到此种程度,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终究会得到关于社会的普遍性解释,以至最终把握社会现象的规律。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性。为了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

缺乏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空洞、思辨的;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则是盲目、表面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社会学在科学性上,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概率模型”的运用大大增加了预测的精确度;“统计控制法”和“模拟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所研究对象涉及的多个变项的控制等等。

参考资料:

网络-社会学 (研究社会的学科)

❷ 什么是社会学

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
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
人类对由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论述过“人生不能无群”的思想,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即“社会”。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A.奥古斯丁从宗教神学立场也曾对此做出过论证。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个性解放取代封建专制、用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市民阶级的社会伦理观。
从社会学的学科历史上考察,这些理论观点都属于社会学史前阶段。社会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它的产生有其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

❸ 耽美文化现象是否属于社会学范畴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感念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学科最初得名于孔德,经过K·马克思、H·斯宾塞、E·迪尔凯姆、M·韦伯等学者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有独立研究对象、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的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乡村、社区、婚姻、家庭与性、信仰与宗教、现代化等领域。其方法论思想是多元的,比如以E·迪尔凯姆为代表的社会唯实论,认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其行为和思想都并非纯粹服从于个体理性的,而是受到社会的塑造、限制乃至决定。另有以M·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唯名论。
所以从学科概念可以知道它的涵盖面非常广,并且耽美是一种说法,可以更加官方一些,比如,同性文化,这是和历史现代文明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尤其在现代越发关注这一边缘群体的情况下。即使是历史上也是有大量相关文献的,虽然大部分并不正面但不可否认这是从古至今的一种社会常态了。耽美一词发源日本,也是一种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思想转变。综合来看,耽美文化,同性文化是一个社会学中的大科,只是在我国,做相关的研究会比较敏感和尴尬。但是学术至上,本人觉得没什么好避讳的,要正视客观存在。业余意见,仅做参考。

❹ 什么叫做边缘人/

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

❺ 社会学专业学的是什么里面要学心理学吗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中间学科或者叫边缘性学科,版心理学是从哲学中权分化出来的(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心理学与哲学、社会学、生理学、统计学等等都是紧密联系的

❻ 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变性人或人妖是什么问题呢

变性的原因解析

每一个变性者都有一段曲折的经历,他们走上变性之路的原因各异,归纳一下,变性的原因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想要变性:心理疾病导致的结果

由于种种因素(目前病因尚不清楚),病人对性别的自我认知发生错位,强烈地希望改变自身的生理性别。这属于心理疾病,在国外,这种特征被称为“性别身份识别障碍”,国内则常称其为“易性癖。

(二)选择性别:生理畸形者的艰难抉择

由于先天发育发生变异,有人会发育出两套生殖器官,这些人需要长大以后自己选择性别身份,或进行性染色体测定,以决定自己是男是女。生理上的缺陷导致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

(三)寻求变性:性荷尔蒙是罪魁祸首

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来看, 有许多证据显示: 性荷尔蒙的过量及缺乏都会影响到主管性别认同的脑组织的功能,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性别认同障碍[2]。

(四)改变性别:性别指定酿下的恶果

有的父母、祖父母因为种种原因将孩子从小当作异性来养。导致他们逐渐背离自身的生理性别并适应异性的生活方式,当他们渐渐长大后,由于长期按照异性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萌生了改变自身生理性别的强烈愿望。

(五)重建性别:都是“意外”惹的祸

还有极少部分人,他们因烧伤、烫伤、车祸等,毁坏了生殖器官,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重建性别。可以说,他们是被动的变性者。

性别身份是由生理、心理与社会三者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三者中任何一方面出现异常都可导致人们出现性身份识别障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灵魂分裂之苦。当然,这也促生了他们强烈的变性欲望。

*、变性人的悲惨生活
在主流社会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的情况下,变性人只能游走在性别夹缝中,作为社会边缘人群,他们的生活用悲惨二字形容也不为过。他们强烈地厌恶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渴望按照异性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为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惜毁坏自身的生殖器。但现实社会的压力导致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扮演自己厌恶的种种社会角色,承受着肉体与灵魂撕裂的痛苦。他们想尽办法避开别人审视的目光装扮成异性,穿着异性的衣服、模拟异性的行为,来舒缓心理上的冲突。“易性癖”患者在生活中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他们知道,一旦人们发现他们这种心理倾向,就会遭到周围人的讥讽、嘲笑、排斥。如果说,他们在变性手术之前经历的是内心的矛盾挣扎,那么他们在变性手术之后所面对的是重塑的性别角色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冲突,当他们真正做到身心合一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期待已久的蓝天。不可否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变性手术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幸福,周围的人也以理解、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他们,但是,大部分变性人得到的仍是拒斥与不解。他们找回了自我却失去了整个“世界”。

美国人马丁诺曾经调查了100名作过变性手术的患者,发现94%的患者因为不能被认可而搬迁,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70%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就搬到了郊区人烟稀少之处,只有20%的患者愿意留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社会对变性人的舆论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不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男女有别”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人们对变性人的误解与偏见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变性人的心理整天处于极度的压抑状态、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痛苦,是一个特别需要得到理解和更多关爱的弱势群体。但社会的冷漠、 鄙视和排斥, 好像注定变性人悲剧的一生,这也正是一些变性人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及外界有色的眼光,直至以自杀了结生命的主因[3]。变性手术前积攒高额手术费的艰辛、手术过程中承受的痛苦和风险、变性后的众叛亲离及社会各界的歧视、非议使变性人始终处于矛盾与痛苦的挣扎之中。

变性人引发的问题探析

变性尽管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不仅显示出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了对人类的生命可以进行改造的高度,同时这也是对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巨大冲击。变性人在完成生理性别的改造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重塑与扮演社会角色的问题。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宽容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变性人走进人们的视野,当然,他们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不容忽视的话题。

(一)变性人的身份定位问题

性别是人们的基本身份标志,这里的身份是指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体貌特征和社会表征的总称。一个人的性别变动必然会带来相应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他们的身份定位成为他们变性后的首要问题。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认同世界上只有男女两种性别,变性人的出现无疑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规范,但是,要想打破传统的性别认同又是何等的艰难。经过变性手术的他们,摆脱了灵魂与肉体撕裂的痛苦,获得了自我认同的性别,当他们真正以异性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时,他们也不得不面临身份的重新定位问题。由于变性人属于特殊的群体且人数较少,因此,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来对这一群体进行管理,致使不少变性人在变性后的户口、身份更改困难,甚至有的变性人在做完变形手术后的十多年仍无法改变户口、身份,这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及生活,常常将他们置于尴尬的境地。另外,由于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作用,人们对变性人新的性别身份的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面对他们突然由“男性”变为“女性”或由“女性”变为“男性”人们不知把其归为哪一性别,他们也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社会圈子。

另外,还有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只进行部分手术者,他们“半男半女”的身体特征,更使人们无法对其进行身份定位。

(二)变性过程中的医疗纠纷

我国在变性手术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相关的法规和规定。除了弥补身体上的生理缺陷以外,公民有没有要求改变自身性别的法律权利,医疗单位有没有为满足当事人的意愿,而采取药物或手术方式改变当事人性别的法律权利,在我国,都还是一个法律空白。变性手术究竟应该包括那些部分?医院应该承诺病人做哪些部分?什么样的手术才算是完整的变性手术?至今都没有法规的统一规定,甚至什么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4]。既没有法律支持变性手术,也没有法律说不允许变性手术,所以目前做的变性手术都是在走法律的空隙。因此,变性过程中的医疗纠纷就在所难免。医疗纠纷对变性者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一个变性手术不是一次两次能够完成的,但许多患者却只能做到一半,原因也大不相同,有的没钱接着做,有的因技术不成熟而中途停止,而他(她)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于是,出现了一部分半男半女的人。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变性手术的,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医院及医生在技术水平欠缺的情况下盲目地对一些要求变性者实施变性手术,结果导致手术不得不中途停止或者即使完成手术也给变性者留下后遗症,带来终身痛苦。一位医学专家说,像他们这种病人到任何医院检查都很困难,医生不敢向里探,怕里面器官有变更,照正常位置探进去容易造成损坏,一般都建议病人回原来做手术的医院去检查[5]。变性者本来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医疗事故还要再让他们经受身体上的痛苦。

利益的驱使、法律的空白促生了一批“半变性人”,他们通常承受着身心的双重痛苦,生活更为悲惨。衷心希望医生具备最起码的医德,不要拿他人的身体当儿戏。

变性人的婚姻家庭问题

(1)变性人的婚姻问题

每一个公民,只要他(她)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和程序,都有结婚的权利和自由,变性人当然也不例外。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惯例,施行变性手术后,通常还需对患者采取至少2年的心理治疗,18个月以上的异性适应性生活,1年以上的心理分析,6个月的异性性激素治疗等[6]。一个人性别的改变不单单是个人的私事,这牵涉到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要求结婚的变性人,首先应向对方告知自己的变性身份。因为变性手术毕竟改变了“患者”的性别(生理性别),表明自己的真实情况,好让对方做出是否与其结婚的选择,以充分体现自愿的原则,否则可能构成对配偶权的侵犯。如果对方在知情的情形下仍然同意与变性人结婚,就等于自愿承担了风险和认同变性人的差异和特性,放弃了包括生育权等在内的一些权利,也避免日后纠纷的产生和扩大[6]。

有一部分变性人是在婚后进行的变性,那么变性后的离婚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中有一个人做了变性手术,已成为同性的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怎么处理呢?民政部日前对此做出明确答复:变性人的结婚登记合法有效,解除婚姻关系参照协议离婚处理[6]。不可否认,此举体现了社会对于变性人的宽容与理解,但其现实操作性还有待商榷。

(2)变性人的家庭问题

如果变性人在变性前已结婚并育有子女,那么他(她)在变性后也不得不考虑其与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关系问题。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同于夫妻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血缘关系,它是无法人为解除的。面对变性后的他(她),孩子也许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突然变成了妈妈(爸爸)?面对两个爸爸或妈妈的角色错位,孩子们往往会感到尴尬和困惑,幼小的心灵从此将不再平静。社会的偏见与误解,自身的尴尬与困惑常常会使孩子的心理受到扭曲,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变性人如何较好地处理与其子女的关系问题?如何才能使他们幼小的心灵不受伤害?怎样才能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些都是婚内变性人带来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变性人与性

由于主流社会的拒斥与歧视,变性人的工作、生活处境都异常艰难。一些变性人,(特别是男变女者)不得不走上“色情”之路。再者,在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情况下,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采取过激行为,他们可能选择以张扬的姿态展现自己,为自己树立一种“性”色彩更加浓厚的公众形象。如:1968年,经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一名已经接受手术的男性——女性易性癖者写的自转——《请拿走我的阴茎》,该书充满了色情描写,它向我们讲述了作者在手术之前及其之后所从事的各种非同寻常的性活动,蒙上浓重的性色彩。

对于性越轨者,人们在拒斥的同时也会以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不负责任的任意夸大与宣传,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以张扬的姿态示人。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变性人走进公众的视野,变性人的性也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不尽的思考

变性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变性的成因来看,变性人只是一群无辜的“牺牲品”。染色体、荷尔蒙数量、脑组织结构的不同,这是“造物主”的错, 不是个人的错。幼时经历、意外事故同样也是他们所无法掌控的。 变性人不幸成为某种环境的“牺牲品”, 他们成为游离于社会性别制度和规范之外的非常男女。他们遭受着常人的种种不解行为,成为人们眼中的“神经病”、“流氓”、“变态”。我们有幸拥有正常的基因,生长在正常的环境。但是,我们都已被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奴役和异化了,在只承认男女两种社会性别制度的规范下,我们无法给这些非常男女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变性人对周围的环境是无害的,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至于悲惨的境地?为什么不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媒体的不负责任的报道给他们罩上了神秘的面纱并妖魔化了他们。人们怀着“猎奇”和“窥私”的态度走近他们,真正关注变性人内心者少之又少。变性人在人口比例中占了很小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人还未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性别选择了我们,我们却无法选择性别,这也许是变性人不幸的根源所在。性身份与性角色的不一致,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无法统一,导致他们生活在阴影之中,烦恼不已。

一个社会,对性别选择是否理解和宽容,是文明程度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变性手术对人体是破坏性的,它是维护和迎合只有两种性别的社会性别制度而产生的不得已的医疗手段。以手术选择性别事关人的终生,不幸的是,这种选择常常被媒体诱导、被愚昧诱惑、被金钱迷惑、被蒙上了功利主义色彩,对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社会文化传统下的社会性别制度规范了我们,我们又用这种规范来审视变性人。我们用猎奇的心态接近他们,以歧视、讥讽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常常忘记,“任何性别形态本身都是美好的”,我们无法容忍其他性别身份的存在。不管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如何,他(她)本质的身份是一个人,作为人,他(她)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在社会日益文明、进步的今天,我们期待着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同的性别身份来自由快乐地生活。总之,变性不是个人的事,其涉及到伦理、道德、法律等众多问题。希望人们对变性手术慎之又慎,对变性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

❼ 社会学问题: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以及趋势。

一、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1、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产生背景:
普遍的看法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虽然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能称之为阶级,的确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顺着历史的主线探索,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伴随资本主义在晚清封建社会的萌芽、外国势力与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浮现。以下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早期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1898年的戊戌维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缓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社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19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维新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满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因光绪皇帝的支持,由梁启超、谭治酮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国势力进入与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经济、文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外资雇员。1845年,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机械采煤、发电、棉布、卷烟均在50%以上;而金融业外国银行的总资本,包括总行在国外与设在中国境内的,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资本的3.3倍。
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同时,文化、宗教入侵也在进行。一部分外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并慢慢地从学术圈向社会扩散。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催生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出现教授、编辑、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律师等新兴职业。
三是工业化的萌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培育。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新式工厂已达3100余家,产值占整个手工业的2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10%左右。同时,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
早期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杂业主、富农(农村)
1949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业者与游民
早期中产阶级的消费举止与消费文化
人们对‘文化’、‘消费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许多分歧。在这里,笔者选择了一种能在许多学者研究论述中发现的看法。消费文化是引导和约束消费者消费行为与偏好的文化规范。人们的消费举止主要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它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第一种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第二种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辩析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有关这些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在消费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论述中发现。
“文化举止研究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创造行为举止的规范,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举止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联系。(汉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页)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是我们所穿、所听、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与别人的关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页)。
“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消费文化诚如它一贯的承诺,能更明显地养成人们的个性与他人的差异”(费瑟斯通;1991,第87页)。
“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与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鲍得里亚;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1996,第52-68页)。
对布迪厄来说,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种阶级标志。(费瑟斯通;1991:第88页);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史都瑞;2001,第59页)。
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文化是伴随消费社会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当鲍得里亚创建性地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亦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费瑟斯通,1991,第113页)
在此笔者想提出争议的是,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为一种中心元素去解释我们的社会’(费瑟斯通: 1991,第1998页),重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准则,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是其必要的基础。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引导与约束消费行为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取向,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它应该是自从有了商品交易行为和社会群体以后便开始逐步形成,如同商业文化一样。由此,中国早期中产阶级亦有其消费文化的萌芽。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文化发展与消费模式看,两大因素对其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从文化的根基看,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弹性、中庸、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信誉、义气与信任关系高于契约,尊重历史沿革规则等是儒家商业文化的特征。
二是从形成的环境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节俭实用的思想与勤俭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消费需要与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其中当然也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模式,但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构成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特征。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看,传统的节俭实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模式仍为主流。但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
如留声机、自鸣钟、电影、霓虹灯、火车、电报、机动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感官、概念上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影院、歌舞厅、咖啡厅等消费场所开始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城市出现,有一定经济能力又追求新鲜感的人开始通过这些与传统中国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国时期,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中上阶层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花园别墅;一批面向知识人群的报刊杂志书籍的流行;城市中产人群开始以看电影、喝咖啡、品尝西餐、穿西装、举行西式婚礼、舞会等形式展开社交活动,并形成不同群体的社交场域。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图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
在中国中产阶级萌生的早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些。这一阶层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阶段,处于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为主体,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刚刚侵入并缓慢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中国首先接触和接受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阶层,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阶层产生反‘传统’的倾向,乐意采纳现代和西方消费方式以显示‘新潮’,迎合中国当时的变革背景。严格意义上分析早期中产阶级还未形成阶层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这一阶层的文化开始形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年以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与其消费文化很快夭折。
2、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消亡期(1949—1978)
1949-1978是一个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去阶层化”阶段,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阶级分隔在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含义上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含义上则相当清晰,明显的区分为无产阶级与(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是处于一种无阶级社会状态,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去阶层化’阶段。
阶级在新中国的消亡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因此,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领导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措施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使得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结构是:工人、农民、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与军人。
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
社会经济制度取向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给者。生活必需品通过政府发放票证实行定量配给,整个社会基本是处于一种商品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状态。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国有(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不复存在。
从社会制度结构看,中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职业与单位、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会成员身份。由于户籍、单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低流动的高封闭状态,社会成员身份的改变亦相当困难。主要的变更渠道是参军(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基本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进入的人十分有限)。
社会分层与中间阶层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从阶级等级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们的政治身份,两大分野:无产阶级(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联盟的农民和其他身份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军阀等,统称:地、富、反、坏、右),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
从财产与收入结构看,中国当时的收入差异较小,私有财产被排弃,除薪水外,基本没有其他来源,大多数人处于‘平均人’的消费状态(卢汉龙;2000,10),因此经济分层差异不大。
综合因素看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位于上层的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当时的划分标准,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人是3级)。这一阶层基本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享有较好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医疗保健、疗养、公务旅游等消费生活服务。但自主消费能力和消费的空间很小。
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党政军中层领导干部(行政级别14-22级);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人;高级技工等。中间阶层的工资月收入大约是在56元—180元之间。
下层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不同行业的低层职员等,是中国社会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阶层。
而位于社会底层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人,称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组合;无业游民等。
当时中国的消费状态与消费分层
整个中国社会收入的相对微薄导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层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上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费模式。社会收入的平均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平均化,卢汉龙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众化’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平均主义:绝大多数居民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平时一样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周日一样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亲戚。(2000,第13页)
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导致市场选择的缺乏、消费空间的狭窄与单调。公共娱乐匮缺,旅游、住宅电话、私人汽车都是与职务相联系的高级奢侈消费,电影院、公园和简陋的饭店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即使是当时社会的相对富裕阶层(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能够消费的产品十分有限。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作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费品显示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分层,按照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购买一个‘大件’需要全家好几年的积蓄。因此能够首先拥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阶层’。而住房、电话、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然而,这一类的‘奢侈’消费产品基本都未进入消费市场,作为国家分配与控制品主要与这类消费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政治地位与职业和行政职别的分类群体。在消费欲望与需求受到很大约束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社会的中间阶层除了生活消费稍微宽余以外,其消费行为与品位与大众并无区别,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的消费观念。用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积累并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的观点看(布迪厄等),能与消费行为有所联系的只是政治资本和一定限度的社会资本,经济、文化资本与消费行为的联系相当微弱。
重新成长期(1978-现在)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产阶级得以在中国重新成长并迅速发展。从回顾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一是逐步接纳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并逐步接纳财产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化的轨道。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国家垄断与配置资源的制度发生变化,多元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产拥有者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直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培育。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消费广度与自由度急剧扩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003,第7页)。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的迅速膨胀,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社会的大变动中,新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正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二、从‘新富阶层’到中产阶级—阶层与消费文化的新变迁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依笔者所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点,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1、‘新富阶层’被培育(1978-1992)
产生背景: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共产党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营制度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新富阶层的构成: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拥有一定权利的干部◎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经纪人、各类明星◎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
特征:
细分中国‘新富’阶层,基本分属三大类型:
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缘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型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至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利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应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敛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业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式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共产党至创建以来一直未采用过市场模式(延安时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给制;统一政权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诈骗、毒品交易、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种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的冒险,只是今天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构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暴富的机会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大多不是来源于正当渠道,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加明显。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积累过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的财富积累大都是在特权与奸诈的基础上形成,加上财富平均化时期对‘富’的不断打压。使人们对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种定势的认同有关。
2.中产阶级的形成(1993年以后)
1993年以来,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政策密切关联,并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成长。而中国共产党14大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说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扫除了障碍。
产生背景
1989-1991年,在政治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谷。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张。同年10月,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框架,并将中国所有制形式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形式修订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形式。私有产权在政治上得到认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第二轮高潮。
1993年以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使得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
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
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服务不断改善,新兴行业与新职业人规模不断扩大。
构成与特征
细分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分属五大类型:
一是白领阶层。包括经理;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有和其他形式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特殊垄断行业(金融保险、电信等)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雇员。
二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是经济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国有、合资等企业的承包经营者。
三是一定层次的政府官员(政治精英),?/

❽ 在你眼中社会学是什么样子的

我学了三年社会学了,现在才觉得刚刚有点入门。。首先,我觉得这个学科适合那种比较有治理改造社会、扶贫济弱、关心国家社会事务的人,即需要一种宽广的胸怀与大的社会视野。。二,这个学科不但有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而且所涉猎的知识范围是比较广的,从政治经济到家庭社会组织再到文化宗教,对社会科学知识几乎无所不包。。三,目前我国在这个学科上的发展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理论与学科知识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急需一个理论知识本土化的过程,在对待所学知识尤其是西方直接引进的东西时,还是需要一些辨别能力的。。
社会学在中国还为大都数人所不知,,而在西方,社会学可以说是与经济学可以媲美的显学,,在影响政府及其他组织政策能力上,绝不逊色于经济学。。
至于作用,我们可以从本质上把握一些社会上的社会想象、社会事件,可以看到社会现象后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使你看问题更加的深刻。。大的方面说,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指导社会的实践活动,影响政策的制定实施等等吧。。。
社会学的前景还是为我们所看好的,特别是在中国现在的社会转型阶段,,出现了许多另经济学等所谓的主流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正义急需、弱势群体急需救援、农村发展滞后、道德文化缺失等等一系列威胁社会稳定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学大有作为,社会学的发展将给国人带来一个更加和谐、公平、平等的社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还特别关注一些边缘群体,如同性恋者、农民工、犯罪人员等,这赋予了这个学科更加大的视野与更加广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