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梦 11 论文

古人说：“能观千剑则识剑。”
听音乐如同读书：听百遍，义自见。又是中国古人所言：“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
《颜氏家训》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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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搬了家，从中关村搬到成府，地处清华正门和北大后门之间地带，屋子比较破旧。我只去过一次。唱机和钢琴早已不知去向。估计被红卫兵扫四旧扫掉了！
我为那些唱片而惋惜。那是革文化的命，天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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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译完了《热力学讲义》这部世界名著，对普朗克的这些著作，爱因斯坦的评价是：“这些书都是物理学文献中的杰作。没有一个物理学家的藏书室可以没有这些书。在这些书中普朗克把自己的大部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概括进去了，并使他的同行都能看懂。”林先生的译稿没有付印。我见过他的译稿，里面的数学物理公式写得尤其规范。
普朗克和他的译者都走了，这些公式还活着。即使是有朝一日地球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人类已经绝迹，热力学的数学物理公式依旧会有效。——普朗克多次提到这一点，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在我眼里，研究物理学是走近永恒，是“朝圣”。这才是普朗克的论著给我最大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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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本样书是我在德国收到的，通过慢件从中国寄到我手中。当时我在波恩莱茵河岸边一家咖啡屋读到它，我自然想起我在北大精读普朗克论著的峥嵘岁月。这部砖头厚的书是我多年（包括我在海边放羊６年）“俯而读，仰而思”的总结。我用普朗克的物理学道路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全书，涉及量子物理学的一些主要概念进化的历史和它的哲学意义。
沿着莱茵河作长距离散步，我又一次记起方以智的幸福感：
“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岂不幸乎！”
早年阅读普朗克的论著，撰写《普朗克之魂》，是在中国；书印出来了，到我手中，看样书，却是在德国——普朗克的祖国，是我先前没有料想到的！
今天我要问：当年我作为北大一个文科学生，毅然决然潜心阅读普朗克的书，勇敢地走进量子物理学及其哲学世界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我？从德国文学转到量子物理学的跨度是很大的。完成这个跨度要有一定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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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言：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在自然界的基本现象或规律面前表示深深的敬畏和惊叹不已。
每经历过这样一种境界，我就有了一次大的长进。我说过，那三年多，我是月月不一样，半年大变样。我自己都能听到我前进的脚步声。
我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赶路。我把自己比成是一列晚点的列车。
我不是为了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和姣色”。我是为了得大道。得小道，小有福；得大道，大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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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方法常常是这样的：从物理大楼出来，习惯向右手那条小路走，经过成府，沿着一条小水沟，去圆明园，跑到蔓草离离路道旁，在悲风愁白杨的环境中去消化接受到的大量信息；或者晚上七点，从物理大楼出来，直接去朗润园，借助于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去同普朗克的灵魂相交汇。
在普朗克的漫长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丧失了一个儿子，在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创伤。所以他特别渴望灵魂的宁静和平衡。——这必然引起我的内心共鸣。
普朗克是一位合格的钢琴家。德国有不少大物理学家都能弹一手好钢琴。战前，普朗克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钢琴伴奏，曲子多半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回忆文章无疑拔高了我的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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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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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
在人类精神苍穹底下，我开始习惯眼望闪电，耳听惊雷。这一回的雷鸣闪电来自生物学。我越来越感受到：
思想、观念就是力量。比起知识，思想、观念更为有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智慧。
我爱思想、观念远远胜过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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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１０年，读１０年书，每月只领取１４元５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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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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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１８、 １９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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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６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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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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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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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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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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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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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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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哲学智慧
大学６年，我在西方哲学上下的功夫仅次于物理学，同中国哲学相当。我有意识地做到东、西方哲学并重。当然都不深，也不系统。只是往犁沟里撒种。不为什么，只是为自己，为灵有所寄、魂有所托；为获得、达到“四禅心不动”。涉及主要人物除古希腊哲人外，还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狄德罗、孔德、雅斯贝尔斯、马里坦、泰依亚、罗素、怀特海和“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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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提示：２千５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最触动我的灵魂？
我注意到康德在早年大量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康德的哲学是可信的。
爱因斯坦一直在精读他的书，并为他的深邃思想发出惊叹或叹服。能打动爱因斯坦的人不多。康德、休谟和叔本华是其中三位。爱因斯坦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的书只有语言的价值，缺少深度。
毕业前夕，我注意到：德国大自然科学在他们论著的扉页上常引用三个人的格言，作为照亮自己道路的灯塔：柏拉图、康德和歌德。他们几乎闭口不提黑格尔——这一现象给了我难忘印象。也是在毕业前夕，在聆听贝多芬《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康德哲学体系是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它由自然律（必须）和人间道德律（应该）交叉而成。
这样的领悟于我，就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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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依亚的少数作品译成了英文。我只有通过英文去走近他。大概是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上读到他的思想，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震撼，就如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段如钟声般的引子——缓慢、均匀而庄严，其音响从倍弱发展到倍强——对我的冲击。
都是天风海涛，都是天地间绝妙的语言符号系统！
泰依亚说（大意）：世界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它拥有无限的容量。它必然会朝着上帝宏伟、壮丽的目标和场所前进。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
他说出这个哲学命题和其他人说出的不同。他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发掘过多少哺乳动物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必然会引导他作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其主角只能是时间。事实上，１９７２年后他出版了《在时间·空间中的反省和祈祷》。
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引伸和发挥。其时未名湖畔土坡上钟亭的周遭已是夜色沉沉的情景。但我的内心却是月光如水水如天，此夜一轮满的澄明境界——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用途。如果我不研究哲学，我这一生便是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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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一下马尔萨斯。走近他的“人口哲学”是我走近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批判马寅初校长才把我推了一下，才去读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和论著。
从书本上结识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人生一大乐事。因为这意味着多了一个火把。火把是照亮人生之旅的智慧之光。
天上有“日月无私照”，地上有哲人的智慧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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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有言：“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大海里。”
看来，大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众多领域，寻找这些灯塔。没有比在海上生风暴的黑夜中从远处瞥见到从灯塔射出的一线亮光让我更兴奋、更幸福的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
哲学不是我学的专业。恰如理论物理学不是我在课堂上的专业。西方古典音乐又何尝是我的专业？哲学、物理学、数学及其哲学基础、音乐、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统统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才最美，最有吸引力，最新鲜，也最勾魂！
统统都是业余的，但又都是我的专业，我份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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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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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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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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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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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 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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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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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思想家的级别，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均属于世界级，属于一流。
他这句醒世恒言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知识，是哲学智慧。
它像面旗帜，站在它下面，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得其乐。中国科学家如果用这句格言来鼓舞自己，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善养吾浩然之气”，荣获诺贝尔奖的可能便会大些。其实在这面旗帜下做学问，仰观俯察，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幸福。自那以后，我便断断续续读了不少中国哲学。从那里得到的惊叹号几乎同从西方哲学得到的一样多。
我始终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即对比较哲学研究感兴趣。在当时，我在这方面即有萌芽。其实把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放进庄子的十个汉字“大空筐”便是这萌芽。
４０多年来，有两类书是我的床头读物：中国古代哲学（包括美学）；中国古诗。
在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在流淌（当然不必每个人都很多），那他还是中国人吗？
事后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推开中国哲学的大门，有点怪：是日本一位物理学家引导我看的结果。这是“出口转内销”。
这些年有的中国人去美国，想买些美国货带回家。因为一般来说，美国货比中国货要高级。回到家一看，原来是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这时才恍然大悟，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中国货。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看中国哲学的。当时我刚好２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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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６年，正是天道地道人道，正是哲学这个关键词，像条红线，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时期。越是往后，快走出校门，这条红线便越清晰，越有力。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从《吕氏春秋》读到：“知不知，上矣。”（能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这很好啊）我觉得这话像是对我说的。它刻画了我当时的精神状况。
渐渐地，我开始懂得将人生世界结构予以哲学化。或者说把哲学予以人生世界化。直到今天，我仍旧走在这条路上。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当然还有后来的十年文革，“哲学”是被误解、曲解、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不过从一开始，我的“哲学”定义便是原汁原味的。今天我仍然为这一点而自豪。
近几年来（１９９８－２００３）我对犯罪行为心理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我是对犯罪行为的脑科学根源或其哲学背景特别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我从《检察日报》读到两条消息，令我惊讶：
１． 河南平舆县玉皇庙乡人，黄勇（男），２９岁，平时酷爱看凶杀恐怖片，觉得“杀人很刺激”。从２００１年９以来，他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人从录像厅、网吧……骗至家中，先后杀死青少年１７人，杀伤１人，并将死者尸体掩埋在自己室内和院内。
日本学者有个术语叫“快乐杀人”。该术语源自德国犯罪学论著。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犯罪学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２． 美国每年估计发生７万件未成年人纵火案。１３－１８岁占总数的４１％。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无法抗拒纵火的欲望呢？
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它的哲学背景呢？
其实我这种追溯、探本溯源的冲动起始于北大。我今天探究哲学的热情是北大时期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２００５年，我计划写本专著《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学的哲学》。我要追问：猫、狗、熊、眼镜蛇、狼、大象……会犯罪吗？有犯罪这一说吗？犯罪是人的专利。
当然，战争是人类最大犯罪。“９·１１”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伊斯坦布尔的连环爆炸事件，以及２００４年３月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同样是最大犯罪。我不愿看到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恐怖的样子：今天这里爆炸，明天那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世界应该这样：今天这里是世界杯足球赛，明天那里是狂欢节，后天又是世博会，肖邦钢琴大赛，世界小姐选拔……
面对人生世界的结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是母校北大培育我的结果。母校用她丰富、养人的乳汁喂大了我。——这才是“母校”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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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政治运动不断，到处是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大环境下，内心有诗的萌芽和冲动，真是谈何容易！那是扑灭诗的年代。
其实，我所理解的诗是广义的，不限于唐诗，不限于雪莱、歌德、海涅和普希金。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便是宇宙间第一等诗。当然还有“地质学诗”。
２０世纪初，德国人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不是“地质学诗”是什么？它若不能惊风雨、泣鬼神，还有哪首诗能？！
反右后北大令人窒息、压抑的环境使我胸中有一团悲愤、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可以接纳“世界诗”的高古、苍劲、荒寒；开始把人生世界的结构看成是诗意结构。
汉代和魏晋悲怨诗特别能在我心中激起共鸣。我尤其害怕又偏爱那些触及人生、世界本质的诗。
一旦当它们同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数学物理公式相碰撞、交汇在一起，我就想哭。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颇有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的况味。我说过，大学６年，我是在心泪中长大的。
眼泪不会催人成长；只有心泪才有这种作用和功能。司马迁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中国古诗词最精华的部分都是诗人心泪的结晶。先要诗人自己哭，然后才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我觉醒到这一层，我便宣告自己开始挣脱了平庸。
北大校园内外环境（包括圆明园废墟、西郊荒野、香山一带）特别有助于一个人的诗意觉醒或诗境的营构。上海就少有这种氛围。
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星期天独自一人步行去香山卧佛寺一带，去体验“清心听镝”的出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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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跑到林书闵老师家去听唱片。因为他家有不少根据海涅的诗谱成的艺术歌曲。
初夏之交，我常常夹着他的诗集到圆明园和香山一带去漫游。看到紫罗兰或是野玫瑰、“勿忘我”，便随手采摘一朵，夹在诗集里。至今这些枯萎了四十多年的植物标本还躺在我的藏书中。它们成了我当年浪漫情调和诗意觉醒的见证。很遗憾，当年我身边没有女人，没有恋爱的对象。手上有刚采集到的“勿忘我”或紫罗兰（我非常喜欢紫色，因为它有种淡淡哀愁、忧伤的情调，惹人疼爱），就是没有赠送的对象，完全辜负了北大这个恋爱最理想的地方。上海吗？今天的上海没有圆明园和香山，只有茶坊和咖啡屋。咖啡屋里的恋爱质量和级别怎能同圆明园和香山的“荒野场”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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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这个汉字
今天我才明白，大学６年，我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努力涉猎数理学科，寻找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字作推广。
试图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作推广，是我在北大养成的思路或思维方式。这对我一生是决定性的。
原来对“文”这个汉字的认识和理解几乎耗费了我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已是我一生。
今天我才明白，我对这个汉字的全部涵义的漫长把握过程，也是我一生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把这个汉字的不同侧面和层面识读了，把握了，我才宣告我成熟了！
我一再说，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事物，其实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比如关于光的本质。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思想家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当然还有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文”是什么，其实也是个谜。因为它涉及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质。这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当然，乍一看，谁都知道“文”这个汉字指什么：
文章，文科，语文，国文，重理轻文，文科和理科，文字，文人，诗文，文坛，文风，文法，文笔，文体，文思，文盲，文句，文采……
对“文”字作上述理解对吗？当然不错。中国古人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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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文”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文”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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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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