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来的妮娜，是上学期福柯课程里面我最欣赏的一个同学。她会说英语、法语和南斯拉夫语，不愧是比较文学系那边的天才。因为除了语言学那些会七八门外语的怪物之外，比较文学的外语门槛一般来说是最高的：三门为底线，而且都必须达到文学研究的水准。研究南斯拉夫文学的妮娜身段纤细，常常穿黑色，带着一身迷雾般的气息坐在远处，说起话来温柔又热烈，简直让我着了迷。
在我们国家，像这样风姿绰约的妮娜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博士课程班的。关于这一点，我听来一个经济学的解释，深以为然，只是不知道说不说得清楚。道理是这样的：美貌是人的一种资本，在学术圈外的潜在回报远比圈内高（在博士答辩和求职演讲中想用美色说服那些浸淫多年的老学究？简直是做梦！）。再者，美貌折旧快，但学术回报见效慢，用有限的美貌投资在无限的研究生涯中，实在是一件再明显不过的赔本生意。因此，潜心图书馆的美女一般来说家境较好，这是因为她们想以美貌换取各种社会效益的动机相对较弱，这样一来学术生涯的损失也显得不那么大。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家里等着她拯救全家于水深火热的穷美女来说，当然应该把这种资本投在回报率最高的行业——最看重外表的行业中！例如参加选美、做电视台主持之类。
妮娜她们系是个很小的program，每届只“精选”3个学生。也就是说可怜的妮娜只有两个同学。她想念远在纽约的男朋友，坚持了一年，最终还是决定撤退。对此，我是双手赞成的。因为苦大仇深的生活，多半是自己情景化而来。这个本领，中国人非常强。经常有年轻人，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想，砸锅卖铁、“抛妻弃子”地出国，以为捱够多少年就可以衣锦还乡。在我看来，这又是当代成功学洗脑的悲剧现象。他们没有意识到，今时今日的世界，地理界限的重要性大大隐退，求生存早已不是时代的难题。前两代的移民，宁愿在唐人街洗五年碗都不回去，是因为两地的生活水准和政治环境还是有天壤之别。在国内，洗一辈子碗也不可能买栋别墅、供两部车和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所以这些没有文化的前辈，只能抱着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决心，咬紧牙关。这样，他们的子女就可以成为本地大学生，毫不逊色地实现“第二代翻身”的移民梦想。
现在呢？大部分的留学生，在美国找份中等的工作、落地生根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只要不是纽约、芝加哥和三藩市等地，别墅和SUV都不是什么难事。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外交利益日渐紧密，两地交流也慢慢变得稀松平常。国内各行各业的中高级人才，已经是全世界乱飞，视异国工作为家常便饭。更明显的一个例子：美国和台湾的旅游已经对国人开放。这些简单的事实都在表明，“呆在某地”绝对不应该成为当代青年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件事会越来越容易，就好像广东人去香港一样。为抱着美国大腿不放而牺牲其他，正如一个农村来的小姑娘，以留在广州为最高目标一样。不是不对，是出身太低、眼光不够长远、或者对社会现实认识不足而致。
那么，如果留在美国不算什么的话，什么才算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价值在此时此刻大放异彩。对人生的理解，关系着我们每一步的选择。农村姑娘心里面，广州的一套房子就是最高目标，那么她会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离开家人、学习专业、甚至学会攀龙附凤等等一系列她认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模仿的心态。同样，一个广州到美国的留学生，如果以扎根三藩市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他的人生实际上和农村姑娘无异：充满自我暗示的斗志、野心和周期性的自我安慰。这样的人生和人格，读过一点文学的人都会同意——太低智、太无味、太可怜了。对于有事业兴趣的人来说，地点根本不是问题。对于懂得欣赏生活的人来说，这些选择无异于自我毁灭。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么多留学海外的大学生，竟然与农村姑娘的人生观和视野同质？
坦白说，我对这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是很低的。大部分人，看来比起之前到美国洗碗的中国人并无太大进步，更不要提上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生诸如胡适等人。当代的留学之众，满心装载的不过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这边Orchard Down的中国女人，多半已是专心生养后代、等着绿卡降临的黄脸婆。开始不觉得，后来我慢慢发现这里的大肚婆每每是国内女同胞，不时还有成功登陆的胜利表情。要知道，从边境翻墙到加州南部的墨西哥人，正是采用以数量取代质量的方式来得到政府补贴，利用小孩来养家的。对上述留学生来说，他们来美的逻辑又和这些难民有什么不同？不管是出国、读博、定居、还是做教授，统统还是讨饭吃、讨生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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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许提醒我：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很贫穷，这些国内来的苦孩子，好不容易靠念书有出路，你不要犯了文人的幼稚病，跟大部分人谈理想、谈兴趣、谈爱情和生活的美！我无话可说，我只好喜欢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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